难以释怀的“钱学森之问”

        “钱学森之问”是一个沉重的命题。如何催生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，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、创新之树常绿，不容学界有半点回避。只有从基础教育开始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，大学才可能培育创造性思维活跃的新一代。

        “革自己的命确实比较困难。但如果由此推论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，那就意味着放弃改革。”
10月31日是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。众多教育学者缅怀钱老，他生前难以释怀的那个“如何培养创新人才”的世纪之问犹言在耳。过去一年间，在教育改革的诸多疑难和困惑中，能否挣脱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羁绊，能否探索出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，被概括为“改什么、为何改、怎样改”的热议，依然在学界持续。
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”，是旅美教育学家、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从2000年开始，每到暑假回国到各地作报告时被很多人问到的同一个问题。许许多多甘愿把巨大的付出用于孩子教育的中国父母，一直以为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。黄全愈告诉他们，创造性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育，创造性教不出来，但不适当的教育足以把创造性扼杀在萌芽中。
        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起，孩子就被要求听话，“不听话”的孩子被斥为调皮捣蛋。进入中小学盛行的“圈养教育”，学生们不需要思考，只需按照老师的讲解领会，记住标准答案即可，课堂上不能有“奇思怪想”，发言时也不敢“随心所欲”，作文时如果写了“我不喜欢世博会，挤死了。”那很可能会不及格。
        被称为“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”奈斯比特夫妇，近日在他们的新书《梅林：我的中国》中分析说，中国青年进入国际大公司后往往会很顺从，但每到需要他们决断时，总是瞻前顾后，害怕承担责任。于是，很难独当一面，成了中国员工被许多大公司炒掉的重要原因。作者认为：“这是教育的问题。中国的教师们把所有学生都用一种方法培养，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与众不同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学生可能出了问题。”
要“聪明”还是要“智慧”
        “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大类不同的孩子”，美国学者萨博提出的这个观点，对黄全愈梳理“怎样培养孩子”的研究思路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。被称作“聪明的孩子”，能知道答案，能理解别人的意思，能很快抓住要领、完成作业，乐于吸收知识，长于记忆……被称为“智慧的孩子”，能提出问题，能概括抽象的东西，能演绎推理、寻找课题，运用知识，善于发明，长于猜想……
        “现代教育需要培育智慧的学生。”黄全愈在《天赋教育在美国》一书中，系统地回答了现代社会“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”的问题，特别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素质。他介绍美国天赋教育(国人所谓的“神童教育”)“童子功”的入门招数“批判性的阅读能力”和“批判性的聆听能力”，即从阅读和聆听中批判性地吸收，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，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。
        “中国的学生太多考试，太多死记硬背。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。”在中国做过多年教育工作的奈斯比特夫妇这样认为。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——两本朝上打开，一本朝下盖着。这个标志告诉师生：书本传播了知识和真理，同时书本中也有谬误。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、不唯上。哈佛所追求的就是师生的批判性思维。今年暑期，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，来自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：中国的学生最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，不太愿意发表不同的看法，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。
        “目前的教育为学生搭建了鸟笼式的框架，学生根本无法创新。”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举例说，高考恢复到今天，各省区市培养的文理科状元有1000多个，但这些状元在社会各行业中的成就，至今没有一人获得社会公认。黄全愈认为，只有从基础教育开始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，大学才可能培育创造性思维活跃的新一代。
        批判性思维的根基在于独立思考
        黄全愈认为，钱学森生前质疑中国教育“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，老是‘冒’不出杰出的人才”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重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。所谓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，莫不以批判性思维作为“内功根基”。他说：“只有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人，才可能重新思考乃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，开拓前人未涉的领域。”
        在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，近几年一直尝试建立三维立体化的目标体系，校长张杰说：我们要打造拥有“知识整合力”、“沟通能力”和“会提问、能解决问题”的大学生，而不是只会背标准答案的高分考生。对中国大学生来讲，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。
        “问愈透，创更新”，是李政道当年在芝加哥理工时与导师费米教学互动的感悟。在任何疑问面前，敢于打破权威、敢于在独辟的路径中克服困难，寻求解答之道，以此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是这个一对一教育模式的精髓。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已有20年的李开复在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期间，受邀到过很多高校，演讲结束时如果出现无声的场面，他总是引导大学生勇于提问，并用“某诺贝尔奖得主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”的故事鼓励他们。
        “有没有理性思维，是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。”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认为，把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与不断追求科学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，这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，正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丧失。大学教育很缺乏对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，即使专开逻辑课，也很可能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，把科学思维问题都变成了逻辑知识的灌输。
        对办一流大学思路的再梳理
今年初，温家宝总理在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座谈时说，“一所好的大学，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，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。千人一面、千篇一律，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。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。”这为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指明了方向。
        “这可能和中国的大学缺乏竞争有关。”奈斯比特夫妇认为：“美国的4500所大学之间非常厉害的竞争，使得各校不得不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，以吸引学生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中国大学的竞争是挑学生。这很难让学校把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。因此，加强学校之间的竞争，是中国产生世界性大学的前提条件。”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都知道大学最基本的精神建设和学术建设是要依托本科教学的。”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说：前两年有本书叫《逃离大学》，讲的是大学生普遍对大学的厌学现象，因为大学本科教育和高中教育没有区别，很多学生戏称高四、高五。比如大学一、二年级教学，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，在考试中超越知识点的个人发挥一律被判为错。这样的高等教育，怎么能培养有独立见解、有创新意识乃至有独立人格的人才？
        程方平认为，一些评价导向也使本科教学出现了问题。大学有教学、科研、服务三个基本功能。在近些年政绩导向、数量化导向、GDP导向的大背景下，能够外显的科研和服务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，而效果后显的教学功能则被严重弱化。这种状况下的本科教学，确实让很多对大学自由探索的学习环境充满期望的学生很失落。不少名校的本科教育，一是为国外培养留学生，二是为高一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像高考考生一样的人。这种评价导向，直接影响到高水平、高素质的人才培养。
        “钱学森之问”是一个沉重的命题。如何催生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，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、创新之树常绿，不容学界有半点回避。“教改纲要”在正式公布时取消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的“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”，改为“克服行政化倾向”，可见制定者深谙“教育要想改革，首先要去行政化”的道理。即使如此，如何“克服”的探索也一定要由政府来做。 周大平